裘法祖：医学界公认的一把宝刀
zt 发表于 2005/10/12 12:24 华中科技大学校友论坛 (www.hust.org)
裘法祖：医学界公认的一把宝刀
主持人：曾涛 嘉宾：裘法祖
1946年10月，一艘从德国开往上海的海轮，一位中国医生在甲板上成功为一名肝脏破损，生命垂危的病人实施了肝脏缝补手术，病人转危为安。而当时的中国只能做阑尾切除等小手术。船未抵岸，这位医生高超的医术已经被各大报纸所报道。
而这位医生后来成为了中国腹部外科和普通外科的开拓者，中国器官移植的先行者。60年来，他的裘氏刀法点燃了一个个患者的生命之灯。2001年他获得了中国医学基金会“医德风范终身奖”。他美满的异国情缘印证了幸福人生所能达到的真正境界。
他就是我国医学界公认的一把宝刀，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法祖。
一：
今年三月，我们来到了湖北武汉同济医学院采访我国著名外科专家裘法祖先生。裘先生今年已经九十岁了。
裘法祖出生在人文荟萃的西子湖畔。1933年母亲突然去世当时裘法祖只有19岁，他萌发了做一名医生的念头。
裘：我的妈妈是阑尾炎死的，当时阑尾炎还不能开刀了。1933年的时候，她肚子痛，后来就这样死了。医生没有很好的。其实很简单的东西，那我想还是应该懂医啊！
二：
1936年，裘法祖在上海同济医学院读完预科。
在两个姐姐的资助下，只身远赴德国，3年后，他获得了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40年，裘法祖正式进入他的外科生涯，在施瓦本医院担任外科医师。一年以后，他的导师才允许他做第一个阑尾切除手术。在做第三个阑尾切除手术时，发生了一件影响裘法祖一生的事。病人是一位中年妇女，术后第五天，这位病人突然死去。尽管尸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方面有什么问题，但导师的一句话却让裘法祖记了一辈子。
裘：他说，“裘，这是一个四个小孩子的妈妈”。这句话对我印象到现在还是很深。
三：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裘法祖在德国得到了“外科专科医师”的头衔，并担任土尔兹市立医院外科主任。德国的战乱使裘法祖获得了更多实践的机会。
裘：因为当时有很多很多的外科医生都到前线去了，那老百姓又没医生了，他必须要用。那么趁这个机会呢，就是尽快的工作，晚上值班,所以因此进步很快。换句话讲，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培养了我。
问：那么当时就是说德国是在那样一个二战的情况下我想是生活各方面应该对您有很大的一个印象。
裘：我和老太太，那时候还没结婚呢。我们晚上到咖啡馆去喝咖啡。当时德国已经不行了，已经是晚上都是灯火管制了。怎么讲吧，就是没有电灯了，怕轰炸。老太太跟他讲，那个时候很困难，那个票子要买米，我说我没有功夫，这个票子请你给我去买吧，给她一点钱。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注意到我了，拍了我一下，“你是哪一个”，以为我是间谍，那幸亏我有这个PASS，我说我是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他第二天到我们这里来调查，所以我没事。
四：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问：那时候您因为在45年的时候，这个二战就结束了，那么应该说相比您当时在德国的那种战乱的情况，应该是好了非常多，而且自己的生活职业也都稳定了，那么那个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回来？
裘：最终还是要回来，我们的鼻子总是塌的，我们面孔是黄的，这里中国是主人。虽然在那里的地位很高，下面的医生对我很好，也很信任的我，病人也对我特别好，依然还记得我，我到那个地方去很多病人来看我了。可总觉得还是应该回来。
五：
裘法祖一回国，在中国外科水平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开展了一系列当时风险较大、较复杂的手术。由于才华出众，49年即被推选接任我国外科界前辈黄家驷的上海外科学会长之职。并于48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本医学科普刊物《大众医学》。
1956年，裘法祖带着全家随校迁到了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的武汉。担任同济医科大学校长。
在裘老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经历，就是1964年到1974年十年间的下乡巡回医疗。
问：就是下乡的这个巡回医疗的过程是您一个非常深的。
裘：农村里面缺医少血，很穷，看不起病。我们应该下去给他们服务，并且我们有技术。我搞了一个TEAM，一个外科医生，有两个助手，一个麻醉师，一个护理，五个人一组。我们每一样的东西都拉着。我们有三个点，第一个点，第二，第三，第一个点病人都满了，我们开刀，到我了，我们搞第二点，第二到第三点，第二个回来，第一点就好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是很苦的，开刀间没有的，我们真正到农村下面去，开刀间我们自己搞起来，打扫卫生，下面的砖都拼起来，上面盖塑料布，电灯也不遮光，就这样开刀，没有蒸笼没有蒸笼，用蒸馒头的。布挂起来，我们抢救了很多的病人。
问：是不是在那段时期里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病人，就是见过了非常多的病例？
裘：比如说一个老太太来她这里有一个瘤子，很长的蒂，下面一个瘤子挂在那里，几十年了，就这样挂着，实际上现在很简单，十分钟就好了。还有好多病人都是一样的，还有大的脾脏，下去没有血，那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脾脏的血可以留下来再输给病人，脾脏的血可以拿到200到300CC血，这个血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血。刚刚一个人脑子打伤了，这个脑子出来了，当时没有办法，我就把病人放在棺材板上，农村抵抗力还是有的。
六：
几十年来，裘法祖在手术操作和手术风格上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裘氏风范。已经被称为中国外科界的一把宝刀。
吴在德：在外科界，不要讲武汉了,在全国手术他是有名的。有的时候闹笑话了，据我了解有个笑话，有一个人大概是他爸爸已经死了，送到我们急诊室来，进来以后已经死了他不相信，大概天亮吧，推着推床推到裘教授家门口去，他住在三楼嘛请他下来，裘教授你给我看看我父亲是不是死了？那这反映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他还是要看呀不是你死了我还看什么？他还是要看，看完以后他说的确死了，你赶快送走吧！就说明群众的信任。
陈孝平：那时侯大概是三十年前，那时侯裘教授还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当时他是一个胆管畸形，那时侯三十年前，整个的医疗水平还不是很高了。那时侯有些医院就不给他看，后来裘教授收了，那时侯给他开了刀胆管畸形的矫形
把这个病治好了后来这个小孩恢复的很好。那么这个病人的家属，为了感谢裘教授，给他该了一个名字这个病人姓袁，后来改个名字，裘党生。裘教授姓裘，党嘛是共产党，感谢裘教授，给他的再次生命。
问：就是在外科界大家对您做的这个外科手术有一个说法，说是裘氏的刀法。
裘：我比较细致，比较慢，刀要开得好，我的主张就是能够不开刀的就不需要开刀，能够有小的开刀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就开小刀，如果必须要开大刀的人，要开得彻底，要开得好。所以我一直对他们这样讲的，这是三个原则。他对你有多少信任啊，他整个信任都相信你了，那么他对你这样信任，你应该当亲人看嘛。
问：应该把病人当亲人来看的。
裘：应该是这样的，还是没有做到，对他们还是比较同情。有一次一个职工，我们航空路对面有一个工商银行的一个职工，因为有的时候去拿钱，所以她认识我的。有一天她胆子很大，晚上打门，打门我就开门了，她就进来了，她哭的不得了，她说我患了急症了，她说我甲状腺癌，我说什么甲状腺癌，她说我在市二医院去看病，医生说我得了甲状腺癌了，她们全家，她的老公，她的小孩子抱头痛哭，一个晚上没有睡觉，第二天到我这里我一看不是甲状腺癌，是发炎，她非常的感激。所以随便讲一个诊断，是癌，这个病人是不能随便的，是要好好检查的。许多病是可以问病史，普通检查，诊断出来的。现在病人，医生，就是实验报告单，化验单，CT单，MRI单，在那儿看，这个报告单一看，人家都诊断出来了，所以我的老师讲，看X光片的时候有三种医生，有三种医生，最坏的医生光看报告不看片子，报告怎么讲，这样的，比较好的医生先看报告，再看片子，最好的医生先看片子再看报告。
问：那您觉得回想这一生有没有觉得很遗憾的事情？
裘：有，有的病人我看不好就死了。有一个病人我回来的时候，是他们让我去开刀的。当时他是直肠癌，刀开过去之后，吻合口破了，结果没有第二次进去，导致这个病人死了，到现在我依然对他很愧疚。所以我再进去一点的话，说不定可以好了。叫二进宫，外科医生都不愿意搞的，现在可能是这个地方血管破了。这是 1947年，48年刚回来的时候，到现在我还记得对不起他，还有一个病人是开出血，出血都抢救不了，也有这个情况的，还是做错地方还是有的，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晚上失眠了，就回想这个病人对不起他，于心不安啊。
问：那么在后来您的外科生涯当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失误了
裘：一般情况下就没有了，就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开刀，我宁可慢一点，不要快，对病人没有关系，麻醉很安全的。你仔细一点。有名的一个做诗的女诗人，我在上海她慕名而来看我。她肚子痛当时没有超声波的，她弄不清楚它是什么东西，打开一看一块毛巾在里面。武汉开的刀，姓高的开的刀，我也不要讲，这个人已经死了。到了上海来我发现这个病人好了，已经非常好了非常高兴的。她是一个女诗人，就写了四个字，叫做“生枯起朽”。
问：所以您也经常跟年轻的医生谈到，一个医生的责任。
裘：我讲一个事情给你听。有一次一个病人，在武汉市第二人民医院，他早上起来生炉子的时候一下子肚子痛，肚子痛就昏迷了，就是休克了。到医院，这个内科医生说，这是急性肝炎，哪里有急性肝炎，诊断错误。后来又请我去了，后来我说不是急性肝炎是胰腺炎。那么我就检查，检查的时候我问了他一句话，我说这里痛不痛啊，我的手是不是很冷啊，那个病人抢救过来了，到现在还回来。最近还跟我讲说，我还记得你这句话，你讲过说手是不是很冷，我早就忘记掉了，就是这个小动作，我问他手是不是很冷，他到现在他说，哎呀，你这个医生太好了。这个对他感动得很，他就信任我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就告诉你，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开门诊，老太太来看我了，她肚子痛，那时候的门诊很简单，现在很好了，就是屏风里面有一个床，就躺上面老太太去，我拉她起来，她抓住我的手不放，她说，你真是好医生啊，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跑了五家，六家医院，从来没有一个外科医生摸过我肚子的，你是第一个人摸过我肚子的，你真是好医生。就是摸肚子应该摸一摸嘛，肚子痛吗，这个医生马虎，不愿意摸，就是这一件事情对病人影响很大，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医务关系怎么搞法呢，就是说病人要对医生有信任，而这个信任，是医生对病人持什么样的态度，所以医务关系是很容易解决的。我从来不拿一个钱，也不拿红包，他们送东西来我不开门的，不开门的，他们送，我说谢谢你，拿回去，你拿回去我对你更好。农村是很苦的，他有的人拿着这个鸡在我门口，从早上等到七八点钟我出来的时候，，他在门口等我，拿着鸡，我说鸡你拿回去，我给你看病吧，我门口经常有病人在下面等，他也不敢上来，现在已经少了，也知道我老了。还有一个病人已经死了，将死人抬到我的门口，一定要让我下来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死了，我说死了，他们才放心，这个死人抬到我的门口在下面等，很多人来，让我下来去看，让我讲一讲这个病人是不是死了，然后我讲这个病人是死了。
问：其实这个也可以看出来病人充分的表现了，病人对您完全的一个信任。
裘：医生要讲职业道德。有许多门诊医生态度非常不好，病人从外面来等到他这里三句话就完了，再问他不讲了，所以人家很失望的。北京看个门诊，要三百块，也有六百块的，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不去看这个病人，这钱拿不得，丧良心的。
七：约公元前600年，古印度的外科医生就从病人本人手臂上取下的皮肤来重整鼻子，这是最早的自体组织移植。
角膜移植是最先取得成功的异体组织移植技术，首次眼角膜移植是1840年，由爱尔兰医生比格从羚羊眼球上取下角膜移植到人的眼球上。如今，眼角膜已经成为很普通的眼科手术了。
器官移植比组织移植难度大的多。从1951年到1953年，休姆医生在美国进行了把九个尸体捐赠者的肾脏移植到人体的手术，最长存活了六个月，这也是世界上最早取得部分成功的人体重要脏器的移植手术。
1954年，美国波斯顿医生茉利成功做了第一例同卵双胞胎的肾移植手术，接受者活了8年。
使全世界都兴奋的是1967年12月4日，南非开普顿的。
巴拿德医师首次成功完成了人类异体心脏移植手术，开辟了器官移植的新纪元，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体的免疫排斥反应，器官移植的成功率一直很低，直到80年代初，一种叫环孢素的抗免疫排斥药物的发现才使得这一现象得以改变，器官移植也因此而蓬勃发展。
从1954年茉利成功完成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到80年代末器官移植已经挽救20多万人的生命。
而在中国，最早迈出器官移植第一步的就是裘法祖，80年代他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器官移植研究所。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器官移植杂志。
直到现在，裘法祖主持的肝移植仍然保持着两项全国记录：例数最多，存活时间最长。
陈忠华：裘法祖教授在中国器官移植界，甚至医学界都是一面旗帜。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问：说到您做这个外科手术，那么大家现在就是其实关注您非常多的一点，就是因为后来一直做这个器官移植。那么这个器官移植在中国可以说您是最早的一个，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关注到这个？
裘：在1950年就开始了。1958年之后，开始搞狗的实验，一九七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呢，我看到国外的消息，就是器官可以移植了不是很好，现在做了很多了，现在全面开花了，现在国家已经很多很多地方都肝移植，肺移植，现在移植都很多了。
八：
2003年12月，同济医院成功为两名尿毒症患儿做了肾脏移植手术，为他们提供无偿捐献的是一位脑死亡者。这是我国首例脑死亡捐献器官供临床手术的病例。
对于这次手术，裘法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同时积极为器官捐献和脑死亡的立法奔走呼告着。
陈忠华：心脏死亡以后血液循环停止，所有的器官都进入坏死阶段。所以它严格来说，是不适合器官移植的。脑死亡以后在呼吸机的维持下，心脏还有跳动，在这一个心脏还在有呼吸机维持在跳动期间，如果家属愿意捐献出来，这个时候它严格来说，器官还有循环还有血液循环，它有生存能力。
问：您刚才讲到说，现在争议其实比较大的是关于脑死亡的一个问题。
裘：对，脑死亡是我在人民代表大会就已经提出来了。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我是第四届、第五、第六、第七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当时我就提案了，脑死亡做了实验了，没有自主呼吸，脑干死亡。
问：您了解大家为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有这么大的争议是为什么？
裘：有传统的关系，我们中国说心脏死亡，文化大革命心脏停止不能讲死亡的，要做人工按摩。不得了，就要批判，这个花多少钱，这个钱都是浪费的，拿这个钱救病人，是很多钱的，我们抢救几个病人，(心脏)不能停止的。几百块钱几百块钱都扔下去了，其实早已经死了脑死亡就是整个身体都死亡了。
问：您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鉴定方式？
裘：非常科学的，最近我们有一个小孩子死了，已经死了，就是脑死亡，他的家里很好，这个小孩子两个肾脏愿意拿出来，不要钱，我们抢救两个孩子，都是肾脏不好的，都抢救过来了，一个人能抢救两个人，对不对，因为肺可以移植的，肝脏可以移植的，胰腺可以移植的，两个肾可以移植的。但是脑子不能移植的，但是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不要连在一起，认为我是要器官才搞脑死亡。最好器官移植医生不要介入脑死亡。
陈忠华：脑死亡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原发性脑死亡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实际上在中国，如果没有志愿捐献者的前提下，只有脑死亡，等于还是解决不了器官捐献的问题。
(脑死亡)最大的意义就是改变现在的医疗常规和促进我们国家急救医学的发展，而不是器官移植的发展。
九:
裘法祖与夫人罗懿邂逅于浪漫的慕尼黑大学校园。1945年两人结为夫妇。
罗懿出生在德国伊莎河畔一个工程师家庭的，为了丈夫的事业抛弃了舒适的生活，离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随着丈夫来到中国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很多年来，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罗懿都给予了丈夫最大的支持和安慰。1958年，经周恩来的批准，罗懿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德国人。
武忠弼：79年，一到德国去访问的时候，她已经在德国了。她先去了，后来我们到德国以后跟她会在一起，会合以后呢慕尼黑市长，市议会的议长接待我们举行了一个宴会，那个议长当场在会上说了，那么裘夫人呢？这些年来在中国做了不少中德友好的工作，做了很多贡献，我们现在愿意恢复她德国的国籍，她可以有双重国籍便于工作，等等等讲了一通，当时我们看看裘夫人该怎么表态呢？后来裘夫人起来答词，讲的很好她就这么说：“我非常感谢议长的关心，我告诉大家我在中国生活得很好，很愉快，谢谢大家！”婉言的谢绝掉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她还是只有中国国籍，没有德国国籍。
十：
多少年来，每当丈夫外出，裘夫人都会在窗口看着丈夫远去，裘先生曾说他们的婚姻是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
问：但是裘先生您自己讲过，说是你自己的婚姻，您把它比成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一个婚姻。
裘：对，现在还是很好。老太太只有我一个人，我也只有她一个人。
问：您当时在德国认识她的时候，您觉得您是靠什么吸引她？
裘：一见钟情吧，把她骗来了吧，那时候是18岁，还有两个小辫子呢。我们真正是患难夫妻，文化大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很困难的，我们真正是患难夫妻。
问：就像您刚才提到，就是当初从德国您们俩一块回来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是根本不知道自己面临着前面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
裘：她也不知道我家里是不是已经有老婆了，她也不知道，她就跟我回来，到中国来不能做医生了，因为它语言不通了。当时回来的时候，通货膨胀。奶粉都买不起的，我们也过来了，现在年轻人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让我们忆苦思甜，没有苦，也没有甜，怎么忆苦思甜呢，现在应该忆苦思甜了，现在年轻人应该忆苦思甜，我讲的很多事情他不相信，所以我非常非常满足现在的生活，我也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中国能够这样子兴旺发达。
十一：
几十年了，夫妻两人仍住在一个五十平米的房子里。而这间整洁的小屋子总是洋溢着欢乐，和谐的气氛。裘夫人教会了三个孩子谈钢琴、拉小提琴，家里还时常举办家庭音乐会。
如今，孩子都长大了，老两口还常常在家听古典音乐，看电视节目，感受着爱情的地久天长。
问：我听说您家里几十年就住在一个50平米的房子，为什么呢？
裘：本来有两个房子，你去看我有两套房子，有一天我的老太太窗子一开，她也不大出去的，有一个小孩子见到，说，你看这是裘法祖他们家的，老太太说我们房子太多了，我们不应该这样搞的，所以把房子退掉了。
问：在您这个美满的婚姻中，让您觉得最幸福的一点是什么？
裘：我们从来没吵过架，我们一直很好。
问：没有不和谐的时候？
裘：基本上没什么，她尊敬我，我也尊敬她，互相尊敬。她过去一个人来中国，来武汉，武汉没有外国人，她一出去不得了啊，很多围着去看啊，很多小孩子跟着跑、看。我们去散散步，他们互相都看，我们这样(搀着)不得了啊！现在都可以这样了，现在不得了了。哈哈哈！
裘：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BTV-《世纪之约》栏目供稿
（责任编辑：虞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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